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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
                发布日期:2008-11-19 07:44:49浏览次数: 来源:温州日报 字体:[ ]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温州民营经济也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摔倒后学会了走路,逐步成熟。在同一片土地上,被流传的是富裕和传奇,从中也不难再寻找到当年的艰辛纷乱的印迹。

                  温州改革起步早发展快代价大

                  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史为什么成为建国至今中国经济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页?有三个原因:起步“早”,发展“快”,代价“大”。

                  起步早,就是民营经济萌芽早。最早开始发生变化的是在农村,然后才由农业影响到工业、城市。

                  温州的农村比较特别,农业资源比较贫瘠。农民很早就开始寻找出路,很多人离开土地,外出求生。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偏远的农村地区早早就实行了实质意义上的包产到户,因为是偏远地区,又是暗地里搞,所以没有被过多宣传。而我是1977年任乐清县委副书记,又刚好是负责农村工作的,对这一块工作比较了解。从1977年“农业学大寨”,经过1978年的重心转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9年中央的农村政策就发ζ生了转变,1979年中央发布了75号文件《关于农村改革的几条决定》,之后,中央又专门对农村连续下了几个1号文件,从而突破了农业经营体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州是较早落实中央1号文件的。记得第一个1号文件贯彻时,我带工作组到乐清大荆地区搞点,临近台州温岭县委书记来找我,说是你们的风已刮到我那边,你们是否可放慢一点。我笑着对他说,你慢一点可以,但我们可先走一步吧!

                  农村土地一承包之后,就立即出现好多农业专业户,如开始先出现水稻除虫成片承包,以至到施肥、除草、田间管※理承包,最后到土地成千上万转包,山林也随之即来。再是剩余的劳动力就外出做生意,如弹棉、修皮鞋、卖眼镜、跑供销等所谓十万飞马牌采购员就应运而生。

                  发展快,就是民营经济传播速度快。

                  温州的现实和群众基础都好,所以对一号文件的响应就特别快。农民积极性大增,生产翻番,形势大好。由农业发展带动家庭工业,1981年的下半年到1982年,当时的乐清县柳市、虹桥等地就出现了好多万元户。

                  代价大,就是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都为这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付出了阶段性的代价。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才刚刚结束,人们对资本主义是极度敏感的。虽然中央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政策的落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特别是思想上的转变。事实上,当时很多国家工作人员都很难马上转过弯来,理解改革开放的真正含义。

                  这种思想背景下,后来会发生乐清县柳市的“八大王”和县二轻局事件,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民营经济风波,也就不难理解了。

                  乐清为什么会成为打击的靶子呢?这个跟温州特定的人文背景有关系。温州是个临海城市,土地贫瘠,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耕社会不同,温州人不能依赖土地养活。所以很早就有人离开土地,出去跑供销等等。在外面跑动,人的见识也不一样,思想比较活络。当时乐清县二轻局下属有个登山鞋厂,它的前身是乐清县皮革厂,因工艺陈旧、质量次、价格高,生产的猪皮鞋卖不出去,企业快破产了。于是,二轻局长应国存就组织厂长、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各地寻找生产业务。记得那是1978年,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支持了鞋厂,送来了定单。鞋厂立即组织专门的技术力量,连夜试制这个麻底的登山鞋,终于给试制成功了。这种鞋子是用苎麻来做鞋底原料,穿着很舒服,质量也好,当时还是全国惟一一家,所以很受欢迎。可是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一下子无法适应,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于是应国存就想出个办法请示县委、县政府,县里同意让他们一边把厂里的技术力量利用起来,一边把郊区的社队企业和农村专业户组织起来。这样一来,这支生产队伍立即扩大了。那个时候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加工点分布在农村,很多生产工具是农民自备。生产搞得轰轰烈烈,成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典型。

                  除了这个登山鞋厂以外,风风火火的还有乐清的“八大王”,乐清当时有8个“大王”名声很大(“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这“八大王”是当时乐清柳市的冒尖户,也可以说是1978年后温州最早的个体户,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群众自发搞个体经济的一个典型。

                  这两个典型似乎不是好事。惊动管理层了,当时省内有种论调,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 在当时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背景下,浙江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一作为重点,就把乐清柳市划为重点了,整治的速度很快。

                  当时,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省工作组指责乐清“资本主义”,乐清说省工作组“教条主义”。几个乐清县委干部认准乐清的做法是符合改革精神的,所以在讨论“八大王”和二轻局干部处理事情上,与省工作组争论得相当激烈。乐清的干部一致认为群众是在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而投机倒把是把国家的财富通过各种手段转变成自己的财富。而实际情况就是买进次品,通过加工,再把成品卖出去。这其实是好事啊。1981年下半年我曾陪同中央政策研究室联络室主任卢文来乐清考察,他临走的时候感慨地对我说,你们温州乐清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祥地啊,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雏形。当然在发展中也有一些问题。对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引导的办法加以解决。我把卢文的话向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说了,大家都觉得很受启发。其实当时我们地方的一线领导还不知道什么是“商品经济”,但卢文同志都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所以,乐清县委认为只要引导好就可以,不能打击。

                  但是,省工作组不了解这些,向省里的汇报结论是,乐清这几个领导,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等问题。我记得当时温州市委的一位领导也参加了省里的工作组,他找县委书记孙宝经和县长林克己说,关于个人问题,这次是把你们从皮里摸到骨头,都没有问题,是两袖清风的。主要问题是对省工作组态度不好,不支持工作组观点。然后省里下了文,把孙宝经、林克己的职务全都免了。不久后县委副书记何元赞的职务也被免了。那时候我三十二岁,任县委副书记的,省里就说你去读书↓好了。其实也就是把我给调离了。此后,1982年的7-9月,柳市“八大王”就遭到了逮捕判刑处理,只有胡金林一人逃跑外。

                  省委工作组在乐清对这几件事的处理不仅对乐清影响很大,而且对整个温州的影响也很大。群众不敢办企业,办了企业也不敢搞大。大家有钱了也不敢造楼房。造了楼房的怕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一些领导干部也心有余悸,很难说实』话。1982年底,温州市委为了发动群众办企业,专门召开了千人“两户”大会,出台了好多支持政策,但还是效果不好。后来温州市委主要领导意识到,当时打击乐清“八大王”是搞错了。“八大王”如不平反,群众心有余悸,经济很难发展。这样就下决心派市中院院长陈志坚同志组成调查组,对“八大王”案进行复查,复查结果“八大王”根本没有罪。于是温州市委于1984年底公开为“八大王”平反。“八大王”一平反,群众的积极性又来了,民营经济又迅速发展了。

                  温州经验在台州创下数个第一

                  念完书,我被调往台州工作,在乐清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可能性和有利性,这种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在台州的经济工作。

                  我先是到玉环县任县委书记。玉环介于宁波、温州两地之间,是台州和温州的海上门户。改革开放前玉环是个比较贫困的地方,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直到70年代末仍然维持“一农二渔三盐”的传统经济格局。跟温州一样,玉环也没有什么农耕资源可以发展的。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就是渔业。我就琢磨怎样靠海上致富,怎样学温州发展民营企业,做了三件影响比较大的事。    

                  第一件是对台劳务输出。1986年,中央和省里有号召,可以进行对台劳务输出。玉环对台办得到了可以与台湾一家渔轮公司协议输出100名劳动力的信息,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我们当即就同意,由台办出面与之签订合同,7个月期限,违期罚款。在这7个月里,一方面到省有关部门报批手续,另一方面作好劳务输出的一切准备。因为是第一次向台湾劳务输出,我们特别慎重,对每个劳动力都进行培训一个月,特别以防出政治问题。可7个月到期了,省里就是不肯批。违约就要重罚。那时地方财政根本罚不起,怎么办?后来我@们就采取先斩后奏,先组织9个劳力上三条船,再电报告省里,我们劳力已经出去了,逼着省有关部门审批。这可恼火了省里,追问台州地委领导,玉环的书记胆子那么大,先停职检查再说。好在当时台州几个主要领导都为我说好话,总算雨过天晴,从而开启了大陆劳动力跨境经营的序幕,也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得到了实@ 惠。

                  第二件在1986年,玉环的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资金却极度匮乏。经济刚刚起步,政府要是不扶持的话,很快就会倒退回去。这种困境下,政府必须拿出有效的措施。问题的关键就是借到资金,那么怎样才能吸引资金流入这些企业呢?利息!于是,我们又大胆尝试了财政贴补的“利息浮动”,让贷款利息上浮到二分计入成本。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民间和外地资金进来,玉环的私营企业得到了其他地方难于想像的丰沛的新鲜血液。

                  第三件我们还搞了个“红帽子”举措。什么是“红帽子”?就是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找一个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它下面,然后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企业还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但要定期上交给挂靠单位一笔管理费。

                  再后来就是椒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当地人民的实际需求,推出了卖 集体企业、卖“蓝印户口”政策和“校企挂钩”,催生产、学、研一体化的雏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事实上,我在玉环和椒江的这些创新举措推行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换到温州的话,难度会很大,遇到的阻碍会更多。因为从1985-1992年这几年温州发展还处在非常艰难时期。1988年的杭州武林广场事件,熊熊大火烧掉了温州的假冒伪劣鞋子,也烧出了温州人的自尊。尔后,1989年的政治风波,很多人把资本主义的风源矛头指向了温州,因为温州最早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得最红火,所以一直处在风口浪尖。记得在1991年上半年,我们在省委党校里学习4个月,不管教授上课,还是同学们讨论都还是盯住温州不放,说是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时任永嘉县委书记的王运正,就是由于改革的力度大,遭到莫须有的罪名无缘无故地被免职。所以,我在台州采取的那些举措,要是放到了当时的温州,必然会受到众多的责难。

                  但是,不论是玉环和椒江,我的从政理念都深受温州的影响。温州群众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永远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在乐清经历的那次惊心动魄风波后,也让我在此后的从政生涯里更加懂得突破旧有的体制要有魄力和艺术性。

                  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

                  1992年,我回到温州,亲历并参与了“二创”。针对当时温州的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些政策。在“一创”中,温州市委、市政府以低调、不争论、不作为,保护了群众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在“二创”中,温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新的形势,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积极进行引导调控,推进“358”质量立市工程和“828”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作好经济建设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

                  “358”质量立市工程是指,用3年、5年、8年时间,使温州的主要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杭州武林广场的烧鞋事件,让温州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了产品质量的严重性,市场必须整顿。所以,1994年5月,市里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动员大会;10月7日,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出来后,被媒体称为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规定。1996年,质量立市进入第二阶段,推出“名牌兴业”工程,打假治劣转向正常化,把创名牌作为质量工作重点来抓。通过质量立市,品牌兴业,产品质量上了新的层次。温州成为了驰名商标、各类品牌的聚集地。

                  对于政府来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硬件设施的同步。经济发展了,城市建设还没有跟上。于是,就出台了“828”基础设施建设工程,8年建造28处基础设施。只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温州群众很有钱,但是民营企业的税收并不多啊,政府没钱。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就成了问题,应运而生就提出了“社会事业社会办”,这个方式也是温州首创,效果出奇地好,温州机场、铁路,甚至是体育馆、学校都是民间集资建造的。

                  另一方面,“二创”中,一个新生事物出现,那就是温州商会。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变化,是温州模式的新发展。在“二创”时期,经济发展了,但是温州人多地少、生存空间有限的客观现实并没有改变,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所以,很多人再一次选择走出去,这次走出去与“一创”时期的走出去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以前是走街串巷、擦鞋吆喝,现在是“筑码头、闯天下”。1995年,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这个是温州人在外的第一个异地商会。到目前为止,温州商会达160多家。在外温州商会的建立,为温州人打开市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民营经济和温州人经济进一步传播出去。2000年,温州出台《关于加强对外地温州商会工作指导的若卐干意见》,明确外地温州商会的性质和作用,要求加强对在外商会的联络、服务和指导,引导在外商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鼓励在外温州人支持家乡建设。

                  在外的温州人闯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带动了温州和所在地经济的发展,不仅把温州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还通过办市场、办工厂,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推动了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外温州人以温州商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实现了“四个提高”:提高温州产品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提高了温州总体经济实力,提高了温州人在全国的地位,提高老百姓的富裕文明程度。所以温州的GDP在全国排前几名的。

                  “二创”中,温州人以其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从960万平方公里走向9600万平方公里、96000万平方公里。从温州经济过渡到温州人经济,继续蓬勃发展。

                  现在我已退居二线,三十年的曲折的历程让我悟到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必须要有政治勇气,要有魄力,要不怕丢乌纱帽。我记得,我在乐清那场惊心动魄的风波中,县委书记孙宝经和县长林克己都曾好心好言劝我说,你还年轻,你不要和着我们。我们已经上年纪了,摘掉乌纱帽无所谓,只要不愧对乐清人民就行了。

                  另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 解放思想,不是鲁莽蛮干,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发展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地解放思想,才能有坚持真理的底气。如在玉环的对台劳务输出,为什么下先斩后奏的决心。因为那时我了解到台湾渔轮公司也是偷偷与大陆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台湾当局是不允许用大陆劳力。而且捕鱼就在玉环东面的公海上。捕好鱼先把劳务送回玉环,再把鱼运送台湾。来捕鱼时接劳务出去。所以这些劳力根本到不了台湾。这样一点政治风险都没有。

                  总之,作为一方领导,既要有魄力,又要有艺☉术;既务实,又要把准时代脉搏。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一方,服务群众。

                  (作者连正德为原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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